經(jīng)濟學家名人故事：文革中的樂天派——于光遠_2000字

于光遠（1915年7月5日——2013年9月26日），原姓郁，名鍾正，入共產(chǎn)黨后改名于光遠。上海人，中國著名經(jīng)濟學家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。長期從事經(jīng)濟研究工作，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，致力于哲學、社會科學多學科的研究和推進其發(fā)展的組織活動，并積極參加多方面的社會活動。

那個年代的中宣部不用說部長們，就是那些處長們都是一些有影響的社會名人，但在文革中卻一個個成了被“打倒”的“黑幫”。這突如其來的打擊，有的人經(jīng)受不了，走上了絕路。但光遠在強大的壓力下仍能保持一種達觀的心態(tài)。有一次哲學社會科學部批斗孫冶方，他和副處長林澗青被揪到臺上陪斗，他出于好奇，還特意摘下戴在頭上的紙糊的高帽看看上面寫著些什么，回來后還哈哈大笑，說“我這是第一次戴高帽”。因為，他根本就不承認有什么“反黨、反社會主義、反毛澤東思想”的所謂“黑線”，完全沒有把這種批斗當回事。
光遠是有理由的?？茖W處曾召開過一次揭批于光遠的會議，除科學處工作人員外，還有他過去直接領導的哲學所自然辯證法研究組、政治經(jīng)濟學教科書編寫組以及國家科委有關局的代表參加。會上批判他“自覺地一貫地相當系統(tǒng)地反對毛澤東思想”，其中最大的一條“罪狀”就是他在編寫政治經(jīng)濟學教科書時多次說過：“中央負責同志的講話，往往是針對實際工作講的，從理論上看未必都正確，絕對不能按他們講的來寫，要按自己的觀點來寫?！薄拔覀儗懙氖强茖W，不要管誰怎么講的，即使是毛主席講的也不一定都對?！薄皩γ飨脑?，也要分析，要研究，也可以懷疑?！痹倬褪抢碚搯栴}不應寫進黨的決議，那樣對開展理論研究工作不利。理論問題，應該讓理論家去做結(jié)論。會上批判他“在歷次階級斗爭緊要關頭猖狂反黨反社會主義”，最大“罪狀”是在八屆十中全會前夕，講過“只要能使生產(chǎn)獲得恢復和發(fā)展，生產(chǎn)關系后退一點沒有什么關系”，大刮“單干風”；其次是為中宣部向中央起草報告，提出在黨內(nèi)根本取消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反黨分子的帽子，大刮“翻案風”。會上還批判他在科學工作中“推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”，“罪狀”有三：一貫宣揚“外行不能領導內(nèi)行”，反對黨對科學工作的領導；一貫抵制在文化、學術(shù)領域內(nèi)對資產(chǎn)階級的批判，在科學研究和出版工作中，執(zhí)行資產(chǎn)階級自由化的方針，宣揚“沒有立，就不可能達到真正的、徹底的破”，鼓吹“沒有自由就要死人”，“不只要有學術(shù)自由，還要有空氣自由”，在歷次批判資產(chǎn)階級的運動中，不僅自己不參加，而且還利用科學處處長的地位和職權(quán)，對批判文章百般挑剔，對革命批判運動大潑冷水；提倡只專不紅的“白專道路”，1962年主持起草《關于研究人員招收和升職的暫行辦法》，主張研究人員的提升“只看學術(shù)水平”，并包庇和重用了大批右派分子。等等。以上各條今天來看不僅不是什么“罪行”，而且恰恰相反，都是很有道理的正確意見。光遠理所當然不會接受這種無理的批判，只有哈哈大笑。
在“五七干?！钡膸啄曛?，光遠同其他“黑幫”分子干得都是最臟、最累的活。他喂豬、燒鍋爐、淘廁所、拉煤卸車等，什么活都干，生活也很艱苦，但他始終不改樂觀的天性。干校米飯不多，愛吃米飯的他用饅頭換窩頭，揉碎當米飯吃，自得其樂，被人笑稱“于氏米飯”。燒鍋爐，需用扁擔從井中往上提水，相當吃力，他有時得跪下才能提起，這個“樂天派”笑著對人說：“哈哈……我在給井叩頭呢！”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科學探討的精神。干校土地鹽堿十分嚴重，頭年打下的糧食還沒有種下的種子多。光遠出主意說，一要向老鄉(xiāng)們學習壓鹽堿的方法，二要使用化肥，三要加強田間管理，后來果見奇效。他還研究野菜。他在鍋爐房門外墻頭掛了幾根野菜，并貼了一個說明，介紹野菜的名稱和用途。不料竟遭到軍管組同志的批判，說這種野菜不叫那個名字，于光遠這個“資產(chǎn)階級反動學術(shù)權(quán)威”不好好改造自己，還要臭表現(xiàn)。其實，兩種叫法都可以成立，于光遠并沒有錯。
于光遠的“帽子”有三頂：“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”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(quán)派”“資產(chǎn)階級反動學術(shù)權(quán)威”。最初擬定他為敵我矛盾，按人民內(nèi)部矛盾處理，開除黨籍，行政9級降至14級，是干?！昂趲汀敝卸ā白铩焙吞幏肿顕乐氐囊晃?。討論時許多同志棄權(quán)。那時，許多人都已明白，這些“罪名”實際上都難以成立，最后到底怎樣，誰能說得準呢？要開他的批判會“解放”他了，這不過是“完成任務”，走個過場罷了，不必太當真。于光遠心里更明白，既然軍管組準備“解放”他，他就“配合”他們“走”這一趟吧。批判會開了3個半天，他的檢查似乎很認真，也很痛心，有時還不免痛哭流涕。批判會開過之后，他的問題算是基本解決了。幾年來，一直不準他回京探親。現(xiàn)在，整個形勢發(fā)生了變化，他以治病為由，提出請假回京，一請就準。他回京后即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留京工作，沒有再回干校。多年后，同他談到中宣部文革的情況，問他在“五七干?！迸兴麜r痛哭流涕，是覺得自己犯了錯誤對不起毛主席呢，還是覺得自己受了委曲呢？他想了一下回答說：“是裝的?！?br/>“解放”以后的于光遠很是高興。一個星期天，大家都在休息，他突然來到我同另一位仍在被審查的同志住的房間，一進門就問：“你們喜歡吃野菜嗎？”我回答說：“喜歡?！彼f：“好，我給你們炒點兒去?！币粫?，他就端著鐵鍋來了，野菜已經(jīng)炒好了。我一看，油可真放了不少，把野菜都快給漫過來了。我吃得津津有味。他問：“好吃嗎？”我說：“好吃。”在“五七干?！蹦菬o奈而又可期的歲月，人們特別需要相互之間的關心、慰藉和砥礪。我想，我不是在吃野菜，而是在參加一次“精神盛宴”，一次難得的充滿友情的“精神盛宴”。那種感覺和心情，是在若干年以后吃生猛海鮮、美味佳肴時所體味不到的。
1975年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成立，光遠是負責人之一，由于他和林澗青的推薦，組織上調(diào)我前去工作。待我到達時，他已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，但他仍是這里的領導，我成了他的部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