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水滸傳》在藝術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。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寫出復雜的性格內容,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環(huán)境的依據(jù),同時隨生活環(huán)境的變化而發(fā)展。人物形象帶有理想色彩,同時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。《水滸傳》不單以情節(jié)的生動緊張取勝,還有較豐富真實的細節(jié)描寫。小說在民間口語的基礎上創(chuàng)造出一種通俗、簡練、生動、富于表現(xiàn)力的文學語言。與內容相適應,前70回連環(huán)套式的藝術結構也獨具特色。
《水滸傳》作者施耐庵對于這些英雄人物,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熱情的謳歌,歌頌了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、正義行動,也歌頌了他們超群的武藝和高尚的品格。一些出身下層的英雄人物,如李逵、三阮、武松、石秀等,對統(tǒng)治階級的剝削壓迫感受最深,因此當他們一旦造反后,他們的反抗性也最強,什么統(tǒng)治階級的法度條例,對他們毫無約束,象李逵連皇帝也不放在眼里。他們?yōu)榱似鹆x的正義事業(yè),赴湯蹈火在所不辭,作者對這些英雄人物的贊揚,完全是出自內心的熱愛。作品歌頌這樣一批被統(tǒng)治階級視為所謂“殺人放火”的強盜、朝廷的叛逆,一些所謂“不赦”的罪人,把他們寫得如此光輝動人,可敬可愛,這顯示了作者的膽識和正義感情。與此相反,作者對于統(tǒng)治階級的人物,則將他們寫得丑惡不堪,和梁山英雄形成鮮明的對比。從而啟發(fā)人們去愛什么人,恨什么人。金圣嘆評論《水滸傳》“無美不歸綠林,無惡不歸朝廷。”不管金圣嘆主觀動機如何,這句話卻確實說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傾向和《水滸傳》的深刻社會意義。
中國歷史上發(fā)生過無數(shù)次的農(nóng)民起義,中國的農(nóng)民富有武裝斗爭的傳統(tǒng)和經(jīng)驗,但用文學形式來歌頌農(nóng)民戰(zhàn)爭,并且真實生動地作全面的藝術再現(xiàn)的,只有《水滸傳》?!端疂G傳》在記敘歌頌起義軍的武裝斗爭時,還比較重視戰(zhàn)爭經(jīng)驗的總結,起義軍戰(zhàn)勝敵人,不僅憑勇敢,還靠智慧?!端疂G傳》中這方面的事例很多,“三打祝家莊”是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,毛澤東曾經(jīng)贊揚“三打祝家莊”是合乎辯證法的最好的事例。梁山起義軍在這次戰(zhàn)役中能夠重視調查研究,對敵分化瓦解,并采取打入內部里應外合的辦法,終于取得了戰(zhàn)爭的勝利?!端疂G傳》中有關戰(zhàn)爭的描寫,可與《三國志演義》相媲美。清代劉鑾的《五石瓠》里說:明末農(nóng)民起義軍的張獻忠“日使人說《三國》、《水滸》諸書,凡埋伏攻襲皆效之”。
《水滸傳》中所描寫的起義軍的政治主張,雖然說得不十分明確,卻可以看到他們有著“八方共域,異姓一家”,不管什么出身“都一般兒哥弟稱呼,不分貴賤”的理想。聯(lián)系到他們“殺富濟貧”的行動,表現(xiàn)了人民反對封建經(jīng)濟的貧富懸殊和政治上的等級貴賤之分,反對封建社會的階級剝削和政治壓迫,這是對封建地主階級統(tǒng)治思想的宣戰(zhàn),反映了廣大受壓迫人民的愿望。
《水滸傳》中用以組織群眾和團結群眾的思想基礎是“忠義”。這里所說的義,它在某種程度上注入了被壓迫階級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觀念,這一點,有些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是有所覺察的。明人郎瑛就說過:“逆料當時非禮之禮,非義之義,江必有之。”這實際上是說《水滸傳》所說的義不完全同于歷來統(tǒng)治階級所說的義。在中國封建社會里,下層人民也常講義,他們?yōu)榱司S護自身的利益,免受暴力的欺凌,自然產(chǎn)生一種團結御侮的愿望,這種愿望,在為生活所迫、流落他鄉(xiāng)異地的一些游民身上,反映得尤為強烈,他們最講朋友之間的義氣。路見不平,拔刀相助,進而至于“濟困扶危”、“殺富濟貧”,都是“義”的表現(xiàn)。因此,《水滸傳》中所寫的義,在特定的環(huán)境中,具有反封建反壓迫的性質,而不同于儒家的綱常倫理中的“義”。但是“統(tǒng)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(tǒng)治地位的思想。”所以《水滸傳》里的“義”,還不能取代舊的倫常觀念的地位和作用?!端疂G傳》里的“忠”,有忠于梁山事業(yè)的內容,但它又有忠君思想,在許多場合里,“忠孝”這種封建倫理大節(jié)被放在首位,而把“義”置于次要地位,這就是江湖義氣沒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現(xiàn),梁山泊一些斗爭性最強、革命最堅決的人物,最終也不免在講義氣的情況下跟著宋江接受招安,義氣服從了忠君,就是《水滸傳》所寫的“義”本身存在嚴重缺陷的證明。
《水滸傳》作者歌頌梁山義軍,卻又反對方臘起義,實際說明他同情、歌頌的是一種不徹底的農(nóng)民起義,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義,不“僭號稱王”的起義。所以,《水滸傳》中出現(xiàn)了“替天行道”的口號。“替天行道”固然有其反抗的意義,但是由于遵奉天命,這就不能突破君主觀念,因為在封建社會里,正是統(tǒng)治階級借天命來欺騙人民,所謂“奉天承運”,“天命所歸”,歷來帝王正是借天命來統(tǒng)治萬民的。《水滸傳》中“替天行道”的意義,說的是朝廷無道時,由這些好漢來“替天行道”,而朝廷昏暗的原因,則是“□臣蒙蔽了圣聰”,因而他們造反便是只反貪官,不反皇帝,所以最終又不得不歸服天子腳下,而“替天行道”的大旗,也終于換成“順天”、“保國”了。這也是《水滸》英雄們最終走上悲劇結局的原因之一。
在《水滸傳》的描寫中,可以看出作為梁山泊領袖的宋江,他的思想和行動,關系著整個梁山事業(yè)的興衰和存亡。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,“自幼曾攻經(jīng)史”,養(yǎng)成“忠孝”觀念,后來在縣里作了押司,“刀筆精通,吏道純熟”,對于衙門里公事和官府的應酬,十分熟悉。他雖為官府中人,卻又喜歡結交江湖上好漢,對下層人民也富有同情心,“濟人貧苦,□人之急,扶人之困”,在江湖上享有“及時雨”的美名。這樣的一種特殊經(jīng)歷,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兩面性,一方面他要作個忠臣孝子;另一方面,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觸中,使他較多地了解下層人民的苦難和愿望,又成為仗義扶危、同情勞動人民對官府的反抗行為的人物??傊?,宋江在上梁山之前,他對人民的造反,只是抱著同情態(tài)度,或在某種情況下在行動上作一點有限的支持。從他思想上說,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,他后來上梁山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。他是一個廣有謀略的人物,決不甘心長久屈居下僚,他原本希望靠著他的才能將來能夠“為國立功”,作出一番事業(yè)來。“博得個封妻蔭子”,以圖日后“名垂青史”。而當時朝政黑暗,□臣當?shù)?,一些才能之士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。恰在這時宋江又犯了殺人罪,流配到江州,又因醉后題了反詩,被江州知府拿住,問成死罪,靠了梁山好漢的搭救,才得保全性命,只有這時,宋江才上了梁山。
宋江有組織才能,善于團結人,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聲譽,前后有大批好漢隨他上山,壯大了山寨力量,給山寨事業(yè)帶來了一番興旺發(fā)達的氣象。梁山起義軍在他的領導和指揮之下,接連打了許多勝仗,給予一些貪官污吏以嚴重的打擊和懲罰,并且震動了朝廷,這些勝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勞分不開的。但由于他忠孝觀念根深柢固,雖造了反而這種觀念并未改變,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機。他上了梁山后口口聲聲說皇帝是“至圣至明”,只是“□臣當?shù)?,讒佞專權?rdquo;他反復申言:“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”,“只被濫官污吏逼得如此”。因此他是“權借水泊棲身”,“專等朝廷招安”。他在與官軍對陣中,總是想到如何為日后的招安預留地步。這樣,梁山起義軍的力量越強大,梁山的事業(yè)越興旺,也就越為宋江的受招安積累資本。他終于在兩贏童貫、三敗高俅,打得朝廷軍隊大敗虧輸之后,光榮體面地受了招安,而把梁山起義事業(yè)斷送。宋江投降之后,又奉朝廷之命去鎮(zhèn)壓方臘起義軍,正如魯迅說的:“替國家打別的強盜——不‘替天行道’的強盜去了。”這是對《水滸》的最尖銳的批評,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嚴重局限?;馃萘蠄鲞x自明代崇禎袁無涯刻本《水滸全傳》插圖
《水滸傳》全書可分前后兩大部分,前半寫各路英雄紛紛上梁山大聚義,打官軍,受招安。后半有五個部分組成,即征遼、平田虎、平王慶、平方臘及結局。其中田虎、王慶兩部分是后來加的,今所見較早的百回本,征遼之后緊接平方臘。但有的研究者認為,征遼也可能是插增的,因為第一,征遼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臘,歷史上無跡可尋。其次,和平田虎、王慶一樣,征遼中梁山一百單八人無一死亡。這個看法尚有爭論。從思想內容來說,《水滸傳》前半是寫人民反官府,是反映階級矛盾的,后半則是寫忠臣反□臣,是反映統(tǒng)治階級內部的忠□矛盾。作者寫了宋江的受招安,固然是表現(xiàn)出嚴重的思想局限,但也反映了民族愛國思想,魯迅說:“其中招安之說,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,因為當時社會擾亂,官兵壓制平民,民之和平者忍受之,不和平者便分離而為盜……但一到外寇進來,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時候,人民因為仇視外族,便想用較勝于官兵的盜來抵抗他。”這話是有根據(jù)的,水滸故事流傳的時間正是民族矛盾尖銳的時代,《水滸傳》的后半部分寫宋江等人受招安,和這一背景不無關系。而征遼部分的出現(xiàn),則是這一思想的繼續(xù)和發(fā)展。至于忠臣反□臣,也是和這一思想有關的。在小說結尾寫“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”宋江等梁山人物,其中說:“不須出處求真跡,卻喜忠良作話頭。”《水滸傳》的作者是把宋江作為忠臣來描寫的。第85回遼國歐陽侍郎招降宋江,吳用向宋江獻策:要富貴,投降遼國;要忠義,報效宋朝。宋江說:“吾輩當盡忠報國,死而后已。”這里的“盡忠報國”實際上就是具體歷史條件下的民族立場。宋江投降之后,“水滸”英雄始終受□臣排擠、打擊和陷害,最后宋江等被□臣害死。這樣的悲劇結局,對于揭露統(tǒng)治者的罪惡,和作者對受招安者的鑒戒來說,也是有其積極意義的。
總之,《水滸傳》通過藝術形象表現(xiàn)的“官逼民反”的現(xiàn)象,深刻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本質,它所表現(xiàn)的梁山泊英雄轟轟烈烈的大起義,有力地沖擊封建地主階級的統(tǒng)治,在文學史上是罕見的。它描寫的梁山義軍受招安后盡管講忠義,打外敵,平內亂,還是不見容于當權執(zhí)政者,還是落得悲慘的結局,也深刻地傳達了一種歷史教訓。